发生了什么。直到她的家属登录账号，我们才知道大姐已经走了。
康复之后我曾问过医生，自己的复发率有多少？他没法给我一个准确的数字，只是要求我经常复查，把一切可能的病情控制在早期。
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：自己的生命会持续到什么时候？可能会到六十年以后，也可能只到下个月——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，其实不因肿瘤的出现才成立，有趣的是，直到生病之后，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它。
病情还有一些生理之外的副作用，比如说作为疾病的受害者，往往你还需要额外承受，一些人对你私生活的猜疑和审判。
当然恶意并不总是最难应对的，有时他人的善意反而更让我无所适从。跟朋友一起出去，他们会小心翼翼地对待我，像怕碰碎一具玻璃娃娃那样。应由我做的事情会被别人承担，而我犯的错则会被避而不谈——这种感觉并不令人享受。
刚确诊的时候，我不相信这样小概率的事情，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那么多的平行时空，为什么是这个时空的我得了病？我以为自己完了，被命运宣判了死刑，后来才发现是缓期执行。再后来被改判成了无期徒刑：在忧虑、偏见和他人的怜悯中终身监禁。
但是，疾病带来的并不全是坏事，至少那两年里，我有空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，也得到充裕的时间，阅读以往觉得不太“有用”的书籍。其中读得最多的还是各种纪实文学，那些文字就像时代的年轮，让我透过一个个切面，得以管窥自己从未曾置身的时空。然后一个想法逐渐变得明晰：西伯利亚冻土开始融化，各种各样的人纷至沓来，这样千载难逢的的机会，为什么我不能过来，亲历这里的故事，并纪录下它？
于是我花了半年时间，复习俄语，又考下了国际汉语教学资格证。教中文的收入，自然赶不上之前的专业，但养活自己绰绰有余。母亲开始仍不赞成，但最终没再坚决阻拦，只是叮嘱我，要劳逸结合，注意定期体检，如果有任何复发的苗头，一定第一时间回国治疗。
尽管早有心理准备，但当我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时，还是惊讶于它的空旷。除了市中心的商业区，你很少那找到国……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