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心怦怦地跳着，满心希望这是个好兆头，郑波能从此好起来。为了不影响医务人员工作，我正要离开病床，却被一个医生模样的人拦住了，他很认真地对我说道：“只要你身体撑得住，就坐在这里吧，最好握着病人的手不要松开，这样可能对病人有好处。”
我当然撑得住，就是撑不住，也得硬撑住。
芮雪凑过来，高兴地对我小声说道：“没想到你还真来对了，我送你过来违反了制度，也不用担心挨领导剋了。”
十几天以后，郑波的病情尽管没有恶化，却也没有好转，说得好听些就是稳定，稳定得让人窒息，稳定得让人看不到一丁点儿希望，按照医院的说法，最好的结果是成为植物人，至于最坏的结果，就没必要说得太明白了。
吴局长看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，日常生活基本可以自理，决定让我留在医院，一是继续疗伤，二是照看郑波，他带着其他人全部撤了回去。毕竟人家是领导，局里还有一大摊子工作等着他处理，为了一个普通的受伤干警，亲自靠在这里好几天，已经是难能可贵很不容易了，谁也不能对他要求更多了。
一天又一天，我坐在郑波床前，心里默默地立下誓言：抓住凶手，以血还血，为我的好兄弟报仇！
为了这个誓言，我握着他冰冷僵硬而又毫无知觉的手，希望我们俩能够心灵相通，互相帮助，让我帮他恢复肌体和神智的功能，也让他帮我回想那天夜里发生的一个个细节，找出一个个疑点。
邢冠杰进行手机信号屏蔽，让我和郑波失去支援，失去配合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，然后分别动手，各个击破，说明他事先已经准确地掌握了监控点的具体情况，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安排了行动方案。
我们来到北京前后不过八个小时，设立监控点不到五个小时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邢冠杰他们一伙要想使用窃听、偷窥等手段，从外部摸清监控点内部的具体情况，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。
诚信中介的那个瘦老头只是到监控点来过一趟，对我们的人员配备、器材装备等具体情况并不了解。能够准确掌握监控点具体情况的人，只有我们公安局内部的人：吴立群、王胜利和刘琦，当人还有我和郑波，另外就是吴局长。
我有三个疑问：疑问一，监控点没有配备固定电话和无线对讲机。
如果监控点配备了固定电话和无线对讲机等比较完备的通讯设施，邢冠杰就不可能只用一台屏蔽仪，就轻而易举地完全切断了监控点的对外通讯联络。
退一步说，就算他们有办法有能力把我们的手机、固定电话和无线对讲机等通讯设施全部同时失灵，这种极其反常的情况肯定会引起我们最大的注意和警觉，至少不会出现我单独外出，郑波单独留下的情况。这会不会是内外勾结、有计划、有目的的预谋？
